年前年后我都在在处理一个涉及民生问题的基层矛盾，极具对抗性，而这种对抗性又是以一种阴冷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具体事情不细说，无关宏旨。但是这件事结合最近在读的：《大国县治》，也是颇有感慨。县域治理的真实模样，全藏在两种人的选择里：事人、官人。事人，一语双关。一层是真心做事、实心干事的人；另一层也带点无奈的幽默——这类人眼里揉不得沙子，看不惯虚与委蛇，不愿和稀泥，在讲究圆滑的圈子里，反倒成了最“事儿”的人。较真、耿直、不妥协、不装糊涂，放在官场生态里，可不就是“事儿多、难伺候”吗？事人与官人，从来不是岗位高低之分，而是骨子里的性格与逻辑天差地别。事人，天生为解决问题而来。他们性格直、行动力强，雷厉风行，一件事摆在眼前，第一反应永远是“怎么干、怎么成、怎么落地”。他们对形式主义那一套天生不感冒，台账再漂亮、材料再工整、会议再隆重，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在他们眼里全是无用功。事人不在乎人情周旋，不擅长左右逢源，更不会把精力花在揣摩人心上，他们心里只有一件事：把问题解决，把事情办好。也正因如此，事人在官场里往往混不开，不懂变通、不会来事、不肯退让，注定走得不轻松。而官人，一生都在为“稳”字奔波。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四平八稳，绝不冒头，绝不得罪人。体制高频口头禅就是“脱责”二字，不信单位开会你仔细聆听认真领会。做任何事、定任何方案、处理任何矛盾，他们第一反应不是“怎么把事做好”，而是怎么先把自己摘干净。遇事先脱责，讲话留余地，办事留后路。你让他们搞形式主义，个个是高手，汇报说得天花乱坠，场面维护得妥妥帖帖。可真要解决问题，一套踢推搪组合拳打下来，事情纹丝不动，责任半点没有。对官人而言，事情能不能推动根本不重要，先脱责、再自保、不得罪人，才是第一准则。我在基层打交道越久，这种荒诞对比看得越清楚。事人往前冲，官人往后缩；事人盯着问题，官人盯着脱责；事人想把事干成，官人想把位置坐稳；事人反感形式主义，官人精通形式主义。读《大国县治》时我常常感慨，县域治理最不缺的是官人，最缺的是事人。可现实却格外讽刺：事人往往当不了官，官人往往不做事。这份感触，我去年旅行到湖北巴东时，被扎扎实实地印证了。那晚我在长江边的听涛亭露营，遇到一个当地体制官员，相谈甚欢，聊了两个多小时。话题自然绕不开曾经的县委书记陈行甲。在我们外人看来，陈行甲是典型的事人，一身正气、铁腕反腐，不圆滑、不迁就。可当地这位圈内人的评价，却让我沉默许久。他说：“陈行甲人品绝对没问题，干净、正派、真心干事。”但话锋一转：“就是反腐太激进，把人都得罪完了，外面不敢来投资，项目资金也不好申请，对县里发展影响不小。这也是他混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听完五味杂陈，却又觉得无比真实。这番话，恰恰是官人最典型的思维：是非可以模糊，原则可以变通，对错可以搁置，唯独关系要和顺、局面要平稳、自己不能担风险。为了所谓的大局，为了不得罪人，连反腐这件天经地义的事，都能被解读成“不懂变通、影响发展”。圆滑到是非观都淡了，周全到底线都软了，一切只为不担责、好脱责。陈行甲的离开，其实就是事人与官人生态最直白的注脚。他不是不懂圆滑，是不愿圆滑；不是不知道要脱责，是觉得做人比做官重要。他能把事做到极致，却无法在以“脱责”为第一准则的环境里随波逐流。最终选择转身，不是失败，而是清醒。再看我们身边的日常，更是好笑又心酸。事人埋头解决一百个问题，不如官人开一场漂亮的会；事人被说“不懂变通”，官人被夸“成熟稳重”。《大国县治》写透了县域治理的结构，却没直白点破结构里的人心：一个地方能发展，靠的是事人；一个地方不出错，靠的是官人。这便是我在处理民生矛盾、再读《大国县治》、旁观基层百态之后，得出的最扎心也最清醒的结论：基层的事，从来不是靠话术、靠圆滑、靠脱责能解决的，最终还是要靠那些肯扛事、敢干事、真心做事的人。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但至少可以选择，自己要做哪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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