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柳新渠“2024年维修”后防护措施缺失致我母亲溺亡的实名说明诉求人:田永祥被说明单位：柳新渠管理单位一、基本事实柳新渠并非一条远离人烟的孤立沟渠。它穿行于常年有人居住生活的村庄之间，沿线农民的生产生活日日与此渠发生关联。正因如此，渠岸防护是否到位，不是一个抽象的管理指标，而是一条与沿线村民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底线。2024年，该渠进行了维修。维修本身意味着管理单位有明确的机会、也有明确的责任，对渠岸防护设施进行排查、修复与加固。然而，维修之后，防护措施依然不到位：危险渠段缺乏足以防止人员跌入的有效围挡或警示，临水一侧的安全防护未达到一个水渠管理者在维修后理应达到的基本标准。这不是“天灾”，而是维修责任落空之后留下的安全缺口。我的母亲正是在这一缺口之下跌入渠中，溺水身亡。她是这条水渠建成以来，第6名跌入溺水死亡者。 一个“第6名”，不是冰冷的统计数字，它说明同一类危险在这条渠上反复发作，说明管理单位有充分的机会从先前的事故中认识到防护缺失的现实风险，也有充分的机会在2024年的维修中把这一缺口补上。但缺口没有被补上。二、法律上的责任不因管理单位的“推诿”而消失事发后，柳新渠管理单位的回应方式是“推三阻四、不承担责任，反倒认为是死者自己的原因”。这套说辞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水渠管理单位对渠岸危险所负的，不是“绝对安全”的义务，但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明确存在的。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在一宗灌溉干渠溺亡案中认定：输水干渠的管理中心“在输水准备阶段及输水期间未尽到其应尽的宣传、管理、巡视责任及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宗水渠溺亡案同样指出，管理单位虽设置了部分防护设施，但“防护栏钢丝索松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次要赔偿责任。陕西眉县人民法院的裁判进一步明确，渠道管理单位对渠段构筑物的“潜在危险性”负有警示义务，未能证明履行该义务的，即应承担赔偿责任。这些判决确认的规则是：水渠管理者的责任，取决于其在具体情境下是否尽到了一个合理管理者的注意义务。“维修”恰恰是注意义务最集中、最具体的场合。维修后的防护措施仍然不到位，不是“一般疏忽”，而是在应当作为的节点上未作为。至于死者自身是否有过错、过错程度如何，那是划分责任比例的问题，不是管理单位免责的理由。前述湖南案例中，死者被认定负主要责任，管理单位仍被判承担30%的次要责任。管理单位可以依法就责任比例提出抗辩，但不能以“死者自己的原因”为由，把自身防护缺失这一独立过错一笔勾销。此外，2024年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通知，明确要求对溺水等涉险事故“逐项查摆问题”“认真回溯分析”，对“工作推进不力、相关措施落实不到位”的，要推动整改。柳新渠在维修之后仍发生第6起同类死亡事故，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回溯分析和问责的样本，而不是一个可以被“推”掉的个案。三、我的诉求一、请柳新渠管理单位就2024年维修中防护措施的具体内容、验收标准及事发渠段防护状况作出书面说明，并公开事发渠段维修前后的防护设施记录。二、请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属地政府依法启动对柳新渠安全防护缺失问题的调查，重点查明：此前5起溺亡事故发生后，管理单位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2024年维修中为何仍未消除同类隐患；事发渠段的防护缺失与本次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管理过错上的关联。三、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认定柳新渠管理单位应承担的责任，并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我将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请求司法裁判。四、要求管理单位就“第6名溺亡者”这一事实所暴露的持续性安全隐患，向沿线村民作出公开说明，并限期完成事发渠段及同类危险渠段的防护设施整改，避免“第7名”出现。四、附注我以实名作出以上说明，对所陈述事实的真实性负责。我母亲的死亡，在法律上需要的是一个基于事实和法律的判断，而不是一句“她自己不小心”。第6条生命已经无可挽回，但这条渠上还走着第7个、第8个沿线村民。管理单位可以在个案中推诿，但无法推掉一条水渠在维修之后仍然防护不到位这一客观事实。诉求人（签名） ：田永祥日期：2026年 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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